金融危机往往催生科技革命，像1825年英国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促进了19世纪30年代以蒸汽机应用为代表的工业革命，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美国大危机导致了战后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革命。可以说，危机为创新提供了机会，而依靠科技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成为摆脱危机、创新经济增长的出路。对于最近一次2008年的经济危机，各国纷纷出台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救市只是应急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依靠创新，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应急。我刚才讲到了，1912年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是革命性变化，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认为的企业家有坚强的意志，有抱负，有梦想，这种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主要动力，而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
熊彼特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类似于今天讲的破坏性创新。他用蒸汽革命后火车对马车的替代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创造性毁灭。在我国，方正的激光照排技术是对铅字印刷的颠覆，是典型的破坏性创新。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理论，实际是对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延续和新解释，有人用颠覆性创新来表达这一概念，像激光照排就是对铅字印刷的颠覆性创新。这种破坏式创新或颠覆式创新对科技发展、企业战略、政府管理以及社会进步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例如，苹果的破坏式创新冲击全球的科技产业，诺基亚(微博)就因此痛失全球通讯手机霸主地位，台湾宏基原本的通路获利模式失灵，也是因为苹果的“破坏”。微软(微博)的操作系统因为苹果每多卖一台iPad就多受一份冲击。我们看到，2000年，苹果市值和诺基亚市值相比是1：24，而2011年就变成14：1。经济危机是破坏性创新的最佳时期，收入和利润的损失会让企业领导者重新思考商业模式的薄弱环节，引发商业模式的重组和重建。
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是，2009年危机应对初期，依靠政府公共投资保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真正摆脱危机必须依靠创新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个观点，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以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中国低加工模式需要改变，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哈佛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个是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第三个是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中国目前是典型的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大量投资等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现在必须由生产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投资的驱动发展阶段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依靠廉价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低价工业化模式，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制于人。例如我国的产业空“芯”化问题，中国计算机的售价30%要支付给国外的专利使用者，平均利润只有5%，如果有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利润率就可以达到40%。再看看中企外企的利润差距，苹果公司的净利润是24%，中国科技创新的典型企业联想集团(微博)的净利润只有1.6%。2010年款的iPad售价是499美元，但中国的代工收入只有8美元。所以，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高成本时代来临的时期，企业创新迫在眉睫。最近有报道提到阿迪达斯等外国企业撤离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成本。这警示我们，在高成本时期，我们的企业必须转型升级，提高创新能力，从依赖廉价要素转为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取胜。
第三个观点，企业的创新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持，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美国高科技的辉煌，不仅得益于华尔街的金融支持，还得益于美国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等等。美国有一半的风险投资集中在硅谷，所以硅谷有“第二华尔街”之称。无论是微软、苹果，还是脸谱，它们都得到了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最初支持，然后在纳斯达克(微博)上市。所以，产业的升级创新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支持。现在美国的天使投资在某种意义上对创新扮演的角色比风险投资还重要，因为企业初创阶段最需要的是天使投资，接下来是风险投资，然后是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可以把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多种资源形成有效的整合，风险投资还有筛选发现和企业培育的功能。天使投资可以把科技成果从鸡蛋孵化成小鸡，风险投资可以把小鸡孵化成大鸡，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科技产业的上市。风险投资还有风险分散的功能，创新是一种高风险活动，一般是九死一生，必须有金融工具分散风险，最后风险投资还有资金放大的功能。
第四个观点，当前企业家在创新方面面临着动力不足、风险太大、能力有限、融资太难四大瓶颈。创新需要政府营造“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良好环境，造环境比造乔布斯更重要。乔布斯不是靠钱能打造出来的，乔布斯是靠环境打造的。这说明，只有营造创新做实业的环境，乔布斯才能成长。我对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企业在创新方面面临四个问题。一是动力不足，不想创新。二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现在有些企业面临着一种纠结，不创新转型是等死，创新又面临高风险，可能是早死。三是能力有限，不会创新，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面临创新的人才瓶颈。四是融资太难，不能创新，青岛的中小企业面临的还是融资难的问题，要创新是难上加难。
所以，创造环境比打造创新型的领军人物更重要。影响企业创新的环境要素有要素环境、市场环境、需求环境、产业环境和政府的角色等等，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需要形成良好的产业基础、宽松的政策环境、多层次的融资渠道、领先的商业意识、完善的市场机制、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有利的创新文化(26.000,1.40,5.69%)。像硅谷的成功就得益于它特定的创业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硅谷有提供创新源头的大学，特别是斯坦福大学，硅谷创业的人60%来自斯坦福大学。硅谷还拥有适于创新的文化，硅谷的创新文化可以总结为六个方面：一个是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价值观；二是容允背叛，宽容跳槽的职业伦理；三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四是合作并重，跟踪合作的意识；五是尊重人才，先进的人力资源理念；六是宽松自然快乐的创业氛围。自由的创新环境非常重要，自由是发挥创造性的前提。
第五个观点，中小企业在创新特别是破坏性创新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创新要发挥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不同作用。我重点谈谈小企业在创新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未来之星”的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未来成长前景很大的企业。我刚才讲到，1997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提出了破坏式创新的概念。比较破坏式创新和延续性创新，我们会发现小企业特别适合破坏性创新。中小企业在创新方面反应快，动力强，机制活，这都是大企业不具备的。大企业反应不快，动力也不强，机制没有中小企业灵活。中小企业在破坏式创新方面有两把杀手锏：一种叫做蚕食，比如日本的索尼和丰田，都是从低端市场入手，通过提供低价格的产品服务，避开大企业的干扰，对当时的领军企业进行破坏，最终占领主流市场。第二种叫鲸吞，上世纪70年代IBM(微博)垄断大型计算机市场而忽视小型计算机市场，这就为苹果留下了空间。在创新方面，小企业要做“点创新”，从小地方开始；大企业要做“构架创新”，从设计、渠道和服务等方面优化。所以在创新方面大企业和小企业要进行分工。
最后一个观点，走出创新“自闭症”的重要策略是在开放环境中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推进合作创新。
中国的两弹一星和航天工业的创新让国人感到骄傲。我们这种创新是在没有办法从国外引进的情况下形成，这种倒逼机制迫使我们自主创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通过举国体制推动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创新。在开放创新中做得最好的是三峡工程，三峡工程开始时是引进吸收创新，用七年时间顺利完成了从左岸机组分包商到右岸机组承包商的转变，逐渐形成自主创新能力。
